彭水诗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王帅帖案、陕西徐梗荣跟帖诽谤案……这个名单还在不断地被拉长。因为发短信或发帖，近年来，被公安机关带走甚至遭遇跨省追捕现象，频频见诸媒体。类似的案件，大多以公权力机关撤案、道歉甚至相关人员受到处分而告终。然而，却仍然阻止不了历史的重复，情节基本相似的事件仍在不断发生。所能达成共识的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但为什么类似事件发生后，公权力基本往往置身于被指责的一方，他们启动的诽谤追责程序，经常被视为是错误的？
在当前，公权力如何面对网民，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个新问题。
类似案件频繁也跟政府和官员的心态有关，发生类似诽谤案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高高在上，遇事就试图让台下的百姓噤声，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七嘴八舌议论公权力的得失，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正是这种权力观的扭曲，才导致种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现阶段，我国守卫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制度还不够完善，行政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制约某些官员的胡作非为或不作为，上访制度在一些地方经常变成“截访”，民众利益表达和权利救济的其他通道出现堵塞或低效运行。当事人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经常被迫选择私力救济。在这个背景下，基于开放平台的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最便捷地表达利益诉求和赢取公众支持的通道。
网络监控手段一定要上交，绝不能流失到基层政府手里去。网络监控手段只能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不宜用于地方政治，尤其要防范某些基层领导干部用来随心所欲地打压异己，打压民众通过互联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从而堵塞民意表达的渠道，从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谈及因网络发帖导致跨省追捕相关案例时如是说。
